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，王奕博頂薪轉會青島，實際上是CBA歷史上第一次有球隊利用工資帽規(guī)則的D級限制條款硬搶球員成功。

按照姚明主導設計的CBA工資帽體系，每個隊的工資體系由ABCDE五種合同構成，其中D級頂薪是球隊的核心，一個隊只有三個，如果你的球隊三個頂薪已經滿了，那其他球隊就可以用D級合同強搶你的球員，而你沒法匹配。

但諷刺的是，這次轉會是在姚明離開后才出現(xiàn)

這么設計的目的，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保護母隊的基礎上盡量刺激球員流動，但從實際操作的結果看，球隊并沒有按照姚明的預想在這個框架下玩游戲——D類不報滿是常態(tài)，而球隊間相互挖人也往往會用比較溫柔的手段。

而原因也很簡單，CBA的工資帽，與NBA有著本質的不同：

NBA，以及北美的其他體育大聯(lián)盟，核心可以說是一家企業(yè)，一個經濟共同體。30支球隊相當于NBA的30個不同部門，球員的轉會也只相當于在不同部門之間調動，（絕大多數(shù)）球員沒有對轉會的否決權，在轉會之后，他們也繼續(xù)履行在之前球隊簽下的合同，因為雇主都是NBA，一直都沒有改換門庭。

而在CBA，無法真正實現(xiàn)聯(lián)盟制和經濟共同體。每一年每一支球隊所得到的投資不是固定數(shù)字，常常變化極大。想要通過工資帽的硬性規(guī)則將球隊的投資控制在一個區(qū)間當中根本無法實現(xiàn)。

在姚明執(zhí)掌期間，最低投資的吉林隊一度投入低于當時的最低值1200萬，而工資帽最初設定的上限3600萬，很顯然根本限制不住豪門球隊的巨大野心。

本賽季的制定的（國內球員基本）工資帽上限為4200萬，下限為1400萬。此外也明確規(guī)定了每場比賽的獎金數(shù)額，但“球隊可以在額度之內自行決定如何發(fā)放”：

在 NBA和北美其他體育聯(lián)盟里，是沒有轉會費概念的。即便每支球隊被允許使用“部分現(xiàn)金”，也有對現(xiàn)金的明確實用上限：2024-25賽季，NBA的現(xiàn)金使用上限是724萬美元，2025-26賽季是796.4萬美元，每支球隊的收入和指出都不能超過這個數(shù)值——相比于1.55億美元的工資帽，這點錢最多只能用于小型交易的補償，所以“cash”最初的翻譯也就是“部分現(xiàn)金”。

但在CBA的交易里，才是重量級。

無論球迷怎么猜測，球隊和隨隊媒體怎么辟謠，這些年里真實的轉會費一直都沒有過清晰的報道，但王哲林、周琦、陳盈駿、趙睿、張鎮(zhèn)麟們，應該都伴隨著大幾千萬的轉會費。高詩巖當年的3000萬轉會費似乎已經被多方確認，這個數(shù)字也可以作為一個錨定值，每支球隊的年度開銷中的絕大部分，其實并不是上限4200萬的國內球員工資，或是425萬美元的外援工資帽。

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，這個休賽期所做出的大部分轉會，仍有合同的球員的年薪符合在工資帽體系下的平移，但通常都伴隨著各種未來的口頭承諾。

而合同已經到期的球員的轉會，多少都帶了點“我們的ABCD，跟你們的ABCD，不是一回事”——

姜宇星從吉林的D改成遼寧的C，工資水平似乎還有上升；

至于趙?！D會首先是新疆提前買斷了還有一年的D類頂薪合同（規(guī)定頂薪買斷需全額支付），然后和北京簽下C類合同，其中玄妙，不言而喻了。

那么既然如此，在2020-21賽季開始推行工資帽制度以來，D類合同的概念和意義，就完全偏離了設計者的初衷——在NBA里我們常常感受到的，因為薪金壓力，母隊不得不放任球員自由離開，在CBA顯然很不容易實現(xiàn)。

最容易操作的辦法，就是不報滿三個D類頂薪。

在《2025-2026賽季CBA聯(lián)賽國內球員注冊信息》中，20支CBA球隊一共只報名了28位D類合同球員，其中只有北京、浙江、廣廈（趙巖昊、胡金秋、孫銘徽）和山西（原帥、葛昭寶、張寧）報滿了3個D類合同，而吉林、江蘇和四川甚至都沒有報名D類合同。

事實上，球員轉會，在CBA現(xiàn)有的工資帽體系下，依然很難通過個人推動：球隊自然培養(yǎng)的球員是A1合同，選秀球員是A2合同，母隊只需要在合同到期后提供漲幅100%的B類合同就能留人，當年的劉傳興和朱松瑋選擇離開CBA，就已經是對這條規(guī)則的抗爭了。

至于其他幾位處于B類合同期間而在今夏選擇留洋打球，也許會有類似的原因，這里不做過多猜測解讀。

從A類到B類，母隊可以鎖定；B類和C類到期后，母隊擁有D類獨家簽約權；包括符合老將合同E類（與C類一樣可以簽下最高低于D類50萬的合同），母隊都可以用D類報價留人。

所以在自由市場上操作空間最大的球隊，反而變成了“擁有大量現(xiàn)金流+D類空格”的球隊，手頭的D類名額，既可以用來留人，也可以用來引誘潛在招募對象。

而這些年在普遍印象中應該簽下D類的球員最終簽下了C類合同，也變成了常規(guī)操作。

另一個事實是，從A到B的“≥100%漲幅”，反而有著更大的操作空間，坊間傳聞，齊麟和張鎮(zhèn)麟這兩位球員所簽下的B類合同，價格也都相當可觀。而如前所述，母隊只需要工資翻倍就可以留住球員，可以談判的空間其實非常巨大。

于是，在CBA的環(huán)境下，各支球隊的薪金構成，已不再是最初設想的“幾個A+幾個B+許多C和3個D+幾個E”，而是變成了如今的“大量A+大量B+少數(shù)C+少數(shù)D+個別球隊有E”的模式。

比如說，遼寧隊有趙繼偉和付豪兩個D，姜宇星和鄢手琪兩個C，李曉旭是E，其他都是A和B；廣東隊只有胡明軒一個D，張文逸一個C，其他都是A和B；這種構成能夠做到進可攻退可守，同時極大程度上控制開支。

而作為對應的例子的兩強北上兩家：上海有王哲林一個D，劉錚一個E，崔曉龍、李添榮、閆鵬飛和袁堂文以及租借出去的戴昊5個C，張鎮(zhèn)麟和李紅權的B將在明年到期。

北京這邊，三個頂薪周琦、范子銘、陳盈駿之外，趙睿、范依銘、塔瑞克·加尼尤、姜文、張才仁、雷蒙都是C，還有方碩和翟曉川兩個E，只從這兩家的紙面名字來看，恐怕4800萬的工資帽上限，不太能夠限制他們的爭冠欲望。

那么，回到最初的話題。在有工資帽體系之前，CBA的建隊成本就不是平衡的，能夠拿的出豐厚薪水的球隊，也有足夠的理由和條件留住不想放走的球員。而中國球員安土重遷的思維模式，在不太多的工資漲幅的前提下，很難輕易受到動搖。

近些年CBA工資帽體系的最大影響，更多是體現(xiàn)在頂薪合同的上限上——疫情前設定的900萬（后改為800萬），再到如今的600萬，使得很多原本拿得到更多工資的球員被動降薪（周琦、易建聯(lián)以及丁彥雨航），而在卡死了工資上限的情況下，大城市的背景，便成為了影響力大得多的因素了。

NBA所倡導的母隊可以給出遠高于非母隊頂薪的規(guī)則，在CBA這里變成了D類的獨家簽約權。前者給出了球員犧牲金錢而離隊的選項，而后者則是給了經濟條件并不那么出眾的球隊，用本隊球員換取部分現(xiàn)金的權利。

于是，CBA很自然地滑向他們之前也更接近的模式：歐洲足球。

英超、西甲，也包括此時的中超，和另一種存在的沙特聯(lián)賽——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，豪門、中游和下游球隊，有著各自明確的定位：豪門天然吸引所有優(yōu)質球員；中游球隊出售優(yōu)秀球員換取薪資，并買入其他有潛質和當打之年的球員；下游球隊依靠出售球員維持財政，并盡可能依靠租借、隊內提拔和非當打之年球員來盡力保級。而這些球隊本身的自我換血，也并不依賴選秀，而是盡力發(fā)展各自的青訓。

于是，從今年開始的CBA，以其不同的城市和資方背景，被天然分成了不同的陣營。在我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(fā)展的社會背景下，沒有強力的資方，中小城市的球隊很難依靠管理層的運作來提升實力，經濟基礎直接決定了球隊所處陣營的定位。

當然贊助商和官方其實發(fā)力點也不一樣，你看四川男籃全運會這個造型，誰敢說他們經濟基礎不行啊

只是CBA，比起良性循環(huán)的歐洲足壇（姑且也可以算上中超），仍然有兩個特殊的影響發(fā)展的地方：

CBA沒有升降級，中下游球隊也沒有直接的競爭動力。

那么長此以往，替強隊培養(yǎng)球員換取資金，成為一種可能。

還有就是外援。

杜鋒：你知道我要說什么

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就是，在最近20年的CBA，即便國內球員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，但最終決定誰能奪冠的基礎依然是強力外援。

而我們的CBA在8月31日截止國內球員報名，外援卻可以隨時替換使用，那么外援的實力和適應性的差異，可要遠遠大于國內球員的陣容變化了……

當然，CBA（以及中超）在外援上的朝令夕改，當然也極大地影響到了球隊的正常運作，突然提高的4節(jié)7人制且同時擁有4名外援，不限制外援更換次數(shù)，也在過去一年間改變了一些球隊的運勢。

國內球員團結，外援引進給力，當然可以走到很后面，只是面對著來自不同層面上的對手的提高，有些球隊選擇的是繼續(xù)硬剛，有些球隊的選擇可能是直接躺平。

當然，對CBA而言，他們也不是全無動作，至少在新的一年，還是修正了一條規(guī)則：

上賽季不限制外援更換次數(shù)

至少今年，不會出現(xiàn)豪門球隊注冊4個人，另外再備著2個隨時用來替換的情況了。在這一點上，起碼做到了相對公平。

那么，全新版本的CBA是好是壞，只有時間能給我們答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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